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
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
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(zhùmíng)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(yīzhāng)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四十多年里(lǐ),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(zhòngshuōfēnyún)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罗布泊(luóbùpō)，是荒漠中的荒漠，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，是埋藏(máicáng)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，也是无数探险家和(hé)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，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就是在罗布泊考察(kǎochá)时不幸失踪，永远地消失在那片沙海中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失踪的(de)(de)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，国家曾组织了前后4次大规模的寻找，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，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，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，也都以无果告终。
彭加木的(de)失踪(shīzōng)成为20世纪(shìjì)世界科学界之谜，三十多年间，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回忆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，坊间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(shízhìjīnrì)，彭加木的遗体没有找到，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(xīnjiāng)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(yuè)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中(zhōng)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(shāmò)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(xiāngxìn)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，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(dōu)一下子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是我的战友和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现场(xiànchǎng)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(yìqǐ)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(yìjiàn)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(jīhuì)。“他还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(huàndēngpiàn)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(méiyǒu)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(kēkǎo)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，是(shì)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，新疆(xīnjiāng)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(tā)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(shì)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(chē)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(héshí)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(liǎngjià)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(yě)很(hěn)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(shàng)这一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分社(fēnshè)在6月23日晚上(wǎnshàng)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，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(méitǐ)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，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(xuěpiàn)般地飞向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(chéngwéi)了家喻户晓(jiāyùhùxiǎo)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(dǎoxià)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(tā)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(ér)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的(de)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(suǒzài)的位置(wèizhì)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的历史中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(tā)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曾经是(shì)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(de)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它(tā)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(yìwèi)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(luóbùpō)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(cǐ)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(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(kějiàn)它当时的丰盈，古人甚至(shènzhì)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(zhèzhǒng)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(niándài)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(pāishè)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(quánmào)。
照片(zhàopiān)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(ěrlún)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(húshuǐ)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(wèixīng)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(lóulán)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(yǐqián)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(suízhe)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(yíwàng)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(yìwài)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(lìshǐ)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(de)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(shì)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，而楼兰古国所在(suǒzài)的这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座仙湖(xiānhú)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(yángguāng)下，我乘舟而行，如(rú)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(zhīmí)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(zuìzǎo)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，由于(yóuyú)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(suǒyǐ)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，在(zài)当时曾得到(dédào)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湖泊，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(kàojìn)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(yígè)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(xúbǐngxù)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(dìlǐxuéjiā)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进行考古调查(diàochá)和部分试掘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出版，引起很大反响(fǎnxiǎng)。
此后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(yòu)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(běijiāng)组考察，遗憾地与当时(dāngshí)尚未干涸的(de)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(kǒngquèhé)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(dìqū)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(cānjiā)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，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，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(gēngmíng)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(dào)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(zhèngdāng)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(mòsīkē)去(qù)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(tā)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(zhāobīngmǎimǎ)”，吸收各方面(fāngmiàn)科技人才，准备(zhǔnbèi)组成若干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，经过反复(fǎnfù)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(de)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去(qù)干(gàn)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(tóngyàng)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(zìrán)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(gānyuàn)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(běijīng)。在(zài)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(dǎ)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迁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(xìnzhōng)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(dàolù)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(xiǎojiā)，太狭隘(xiáài)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(láidào)乌鲁木齐。当时(dāngshí)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(ránér)，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(gēnjù)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(pànduàn)，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(xìbāo)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(méiyǒu)被病魔打倒(dǎdǎo)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(zhèngshì)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(kǎochá)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(de)钾含量(hánliàng)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(rén)，由彭加木带队(dàiduì)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(gōnglǐ)。
在(zài)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(jǐnquē)矿种，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(lǐ)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(tā)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(qítā)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发现河水(héshuǐ)的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(shùjù)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(yóucǐ)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(kuàng)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(shénmì)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(yíhàn)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(jìhuà)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(hái)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(de)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(jíjiāng)来新疆，在罗布泊(luóbùpō)附近进行(jìnxíng)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(niándài)被列为军事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(xiǎngdào)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(péngjiāmù)结识多年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(qiānzǎinánféng)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(tā)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(tàihǎole)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(dānwèi)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解，《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》摄制组此行进入(jìnrù)罗布泊，是邓小平(dèngxiǎopíng)同志亲自(qīnzì)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(yígè)严格(yángé)的科学考察的组织，但是每(měi)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(luóbùpō)地(dì)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(shíjiān)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，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(jīdì)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(qiányītiān)，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，由他俩(tāliǎ)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(jìnxíng)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(yǐ)不仅仅(bùjǐnjǐn)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(yǐlái)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(duì)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，通过各方面的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正式下达了成立(chénglì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，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(jìhuà)，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(zhǔyào)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(liǎngcì)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(zài)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(dìqū)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(hòuqín)，这十位同志组成(zǔchéng)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(dì)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(dìshuō)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(wàiguórén)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(gútou)埋在罗布泊，使它的土壤多一点(duōyìdiǎn)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(zǒng)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(dehuà)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，纵穿(zòngchuān)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(zhīdì)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(dànshì)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(yǒu)一个七人(qīrén)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地面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(shuǐ)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(kǎocháduì)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(shíjǐ)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(tíchū)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出发，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(yánjīngkuài)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(lù)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(yántú)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(shuǐyàng)，兴奋地对大家说：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(wúyí)是(shì)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(de)经历(jīnglì)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(húdǐ)成功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(kěsuàn)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(dàodá)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(le)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(yīgǔzuòqì)完成对(duì)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(kǎochá)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(zòngchuān)而过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大家还是(háishì)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(dàn)一再嘱咐(yīzàizhǔfù)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，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(dìfāng)有水井(shuǐjǐng)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(le)58公里(lǐ)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(kùn)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(zhěngzhěng)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(gǎndào)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(xíngchéng)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(xiāohào)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(wéiwúěryǔ)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，便立刻出发去找水(zhǎoshuǐ)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(shuǐ)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汽油桶，且(qiě)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(qiúzhù)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已到(dào)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，请求紧急(jǐnjí)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(hòu)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，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运水(yùnshuǐ)太贵了(le)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，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(quán)”加过(jiāguò)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开车(kāichē)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(diào)大概半桶汽油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(shàngwǔ)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电报(diànbào)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(gàosù)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(zhàngpéng)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了。
此时，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(yīzhāng)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，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(dàjiā)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(hé)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(ànzhào)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(què)最终消失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，搜寻(sōuxún)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开亮(kāiliàng)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(xiǎoshí)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，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(zàiyě)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，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(yòu)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(jiǎoyìn)追踪了几十公里后(hòu)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(yuànzhǎng)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(jīdì)(jīdì)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(le)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(sìcì)。
第一次寻找(xúnzhǎo)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(zhōuwéi)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(yuè)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(shì)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(dìsāncì)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(gōngānrényuán)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(jǐngquǎn)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(shēnghuán)已经(yǐjīng)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地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，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(zhōuguānglěi)的“中国(zhōngguó)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(zhuānmén)就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(míngquè)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(diàochá)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，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(de)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(biéyǒuyòngxīn)的人对他(tā)失踪(shīzōng)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，第四次搜寻(sōuxún)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(de)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(yígè)永久性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(gémìng)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(de)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(yígè)名字。
此后数年，坊间(fāngjiān)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(rén)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，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(hòu)迷路，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(jí)的大风，黄沙滚动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(tǔbāo)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(éryǐ)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(tā)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，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(hóngsè)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(kāiqǐ)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(le)重要基础，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(duóhuí)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，根据(gēnjù)他当年提出(tíchū)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(chāoguò)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(zhízhì)今日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(zài)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，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(hé)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(zhùmíng)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(yīzhāng)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四十多年里(lǐ),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(zhòngshuōfēnyún)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罗布泊(luóbùpō)，是荒漠中的荒漠，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，是埋藏(máicáng)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，也是无数探险家和(hé)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，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就是在罗布泊考察(kǎochá)时不幸失踪，永远地消失在那片沙海中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失踪的(de)(de)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，国家曾组织了前后4次大规模的寻找，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，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，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，也都以无果告终。
彭加木的(de)失踪(shīzōng)成为20世纪(shìjì)世界科学界之谜，三十多年间，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回忆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，坊间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(shízhìjīnrì)，彭加木的遗体没有找到，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(xīnjiāng)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(yuè)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中(zhōng)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(shāmò)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(xiāngxìn)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，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(dōu)一下子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是我的战友和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现场(xiànchǎng)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(yìqǐ)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(yìjiàn)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(jīhuì)。“他还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(huàndēngpiàn)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(méiyǒu)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(kēkǎo)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，是(shì)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，新疆(xīnjiāng)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(tā)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(shì)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(chē)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(héshí)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(liǎngjià)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(yě)很(hěn)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(shàng)这一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分社(fēnshè)在6月23日晚上(wǎnshàng)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，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(méitǐ)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，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(xuěpiàn)般地飞向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(chéngwéi)了家喻户晓(jiāyùhùxiǎo)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(dǎoxià)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(tā)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(ér)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的(de)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(suǒzài)的位置(wèizhì)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的历史中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(tā)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曾经是(shì)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(de)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它(tā)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(yìwèi)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(luóbùpō)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(cǐ)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(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(kějiàn)它当时的丰盈，古人甚至(shènzhì)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(zhèzhǒng)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(niándài)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(pāishè)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(quánmào)。
照片(zhàopiān)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(ěrlún)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(húshuǐ)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(wèixīng)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(lóulán)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(yǐqián)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(suízhe)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(yíwàng)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(yìwài)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(lìshǐ)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(de)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(shì)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，而楼兰古国所在(suǒzài)的这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座仙湖(xiānhú)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(yángguāng)下，我乘舟而行，如(rú)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(zhīmí)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(zuìzǎo)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，由于(yóuyú)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(suǒyǐ)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，在(zài)当时曾得到(dédào)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湖泊，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(kàojìn)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(yígè)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(xúbǐngxù)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(dìlǐxuéjiā)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进行考古调查(diàochá)和部分试掘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出版，引起很大反响(fǎnxiǎng)。
此后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(yòu)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(běijiāng)组考察，遗憾地与当时(dāngshí)尚未干涸的(de)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(kǒngquèhé)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(dìqū)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(cānjiā)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，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，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(gēngmíng)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(dào)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(zhèngdāng)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(mòsīkē)去(qù)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(tā)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(zhāobīngmǎimǎ)”，吸收各方面(fāngmiàn)科技人才，准备(zhǔnbèi)组成若干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，经过反复(fǎnfù)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(de)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去(qù)干(gàn)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(tóngyàng)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(zìrán)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(gānyuàn)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(běijīng)。在(zài)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(dǎ)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迁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(xìnzhōng)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(dàolù)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(xiǎojiā)，太狭隘(xiáài)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(láidào)乌鲁木齐。当时(dāngshí)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(ránér)，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(gēnjù)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(pànduàn)，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(xìbāo)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(méiyǒu)被病魔打倒(dǎdǎo)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(zhèngshì)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(kǎochá)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(de)钾含量(hánliàng)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(rén)，由彭加木带队(dàiduì)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(gōnglǐ)。
在(zài)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(jǐnquē)矿种，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(lǐ)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(tā)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(qítā)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发现河水(héshuǐ)的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(shùjù)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(yóucǐ)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(kuàng)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(shénmì)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(yíhàn)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(jìhuà)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(hái)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(de)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(jíjiāng)来新疆，在罗布泊(luóbùpō)附近进行(jìnxíng)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(niándài)被列为军事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(xiǎngdào)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(péngjiāmù)结识多年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(qiānzǎinánféng)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(tā)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(tàihǎole)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(dānwèi)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解，《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》摄制组此行进入(jìnrù)罗布泊，是邓小平(dèngxiǎopíng)同志亲自(qīnzì)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(yígè)严格(yángé)的科学考察的组织，但是每(měi)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(luóbùpō)地(dì)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(shíjiān)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，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(jīdì)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(qiányītiān)，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，由他俩(tāliǎ)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(jìnxíng)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(yǐ)不仅仅(bùjǐnjǐn)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(yǐlái)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(duì)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，通过各方面的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正式下达了成立(chénglì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，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(jìhuà)，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(zhǔyào)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(liǎngcì)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(zài)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(dìqū)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(hòuqín)，这十位同志组成(zǔchéng)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(dì)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(dìshuō)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(wàiguórén)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(gútou)埋在罗布泊，使它的土壤多一点(duōyìdiǎn)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(zǒng)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(dehuà)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，纵穿(zòngchuān)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(zhīdì)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(dànshì)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(yǒu)一个七人(qīrén)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地面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(shuǐ)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(kǎocháduì)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(shíjǐ)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(tíchū)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出发，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(yánjīngkuài)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(lù)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(yántú)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(shuǐyàng)，兴奋地对大家说：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(wúyí)是(shì)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(de)经历(jīnglì)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(húdǐ)成功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(kěsuàn)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(dàodá)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(le)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(yīgǔzuòqì)完成对(duì)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(kǎochá)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(zòngchuān)而过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大家还是(háishì)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(dàn)一再嘱咐(yīzàizhǔfù)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，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(dìfāng)有水井(shuǐjǐng)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(le)58公里(lǐ)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(kùn)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(zhěngzhěng)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(gǎndào)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(xíngchéng)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(xiāohào)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(wéiwúěryǔ)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，便立刻出发去找水(zhǎoshuǐ)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(shuǐ)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汽油桶，且(qiě)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(qiúzhù)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已到(dào)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，请求紧急(jǐnjí)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(hòu)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，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运水(yùnshuǐ)太贵了(le)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，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(quán)”加过(jiāguò)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开车(kāichē)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(diào)大概半桶汽油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(shàngwǔ)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电报(diànbào)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(gàosù)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(zhàngpéng)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了。
此时，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(yīzhāng)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，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(dàjiā)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(hé)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(ànzhào)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(què)最终消失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，搜寻(sōuxún)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开亮(kāiliàng)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(xiǎoshí)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，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(zàiyě)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，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(yòu)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(jiǎoyìn)追踪了几十公里后(hòu)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(yuànzhǎng)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(jīdì)(jīdì)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(le)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(sìcì)。
第一次寻找(xúnzhǎo)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(zhōuwéi)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(yuè)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(shì)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(dìsāncì)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(gōngānrényuán)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(jǐngquǎn)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(shēnghuán)已经(yǐjīng)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地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，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(zhōuguānglěi)的“中国(zhōngguó)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(zhuānmén)就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(míngquè)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(diàochá)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，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(de)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(biéyǒuyòngxīn)的人对他(tā)失踪(shīzōng)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，第四次搜寻(sōuxún)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(de)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(yígè)永久性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(gémìng)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(de)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(yígè)名字。
此后数年，坊间(fāngjiān)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(rén)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，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(hòu)迷路，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(jí)的大风，黄沙滚动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(tǔbāo)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(éryǐ)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(tā)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，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(hóngsè)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(kāiqǐ)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(le)重要基础，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(duóhuí)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，根据(gēnjù)他当年提出(tíchū)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(chāoguò)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(zhízhì)今日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(zài)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，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(hé)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(xīnjiāng)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(yuè)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中(zhōng)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(shāmò)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(xiāngxìn)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，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(dōu)一下子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是我的战友和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现场(xiànchǎng)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(yìqǐ)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(yìjiàn)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(jīhuì)。“他还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(huàndēngpiàn)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(méiyǒu)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(kēkǎo)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，是(shì)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，新疆(xīnjiāng)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(tā)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(shì)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(chē)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(héshí)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(liǎngjià)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(yě)很(hěn)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(shàng)这一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分社(fēnshè)在6月23日晚上(wǎnshàng)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，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(méitǐ)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，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(xuěpiàn)般地飞向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(chéngwéi)了家喻户晓(jiāyùhùxiǎo)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(dǎoxià)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(tā)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(ér)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的(de)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(suǒzài)的位置(wèizhì)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的历史中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(tā)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曾经是(shì)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(de)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它(tā)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(yìwèi)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(luóbùpō)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(cǐ)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(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(kějiàn)它当时的丰盈，古人甚至(shènzhì)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(zhèzhǒng)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(niándài)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(pāishè)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(quánmào)。
照片(zhàopiān)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(ěrlún)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(húshuǐ)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(wèixīng)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(lóulán)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(yǐqián)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(suízhe)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(yíwàng)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(yìwài)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(lìshǐ)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(de)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(shì)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，而楼兰古国所在(suǒzài)的这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座仙湖(xiānhú)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(yángguāng)下，我乘舟而行，如(rú)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(zhīmí)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(zuìzǎo)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，由于(yóuyú)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(suǒyǐ)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，在(zài)当时曾得到(dédào)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湖泊，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(kàojìn)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(yígè)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(xúbǐngxù)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(dìlǐxuéjiā)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进行考古调查(diàochá)和部分试掘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出版，引起很大反响(fǎnxiǎng)。
此后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(yòu)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(běijiāng)组考察，遗憾地与当时(dāngshí)尚未干涸的(de)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(kǒngquèhé)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(dìqū)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(cānjiā)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，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，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(gēngmíng)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(dào)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(zhèngdāng)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(mòsīkē)去(qù)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(tā)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(zhāobīngmǎimǎ)”，吸收各方面(fāngmiàn)科技人才，准备(zhǔnbèi)组成若干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，经过反复(fǎnfù)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(de)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去(qù)干(gàn)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(tóngyàng)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(zìrán)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(gānyuàn)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(běijīng)。在(zài)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(dǎ)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迁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(xìnzhōng)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(dàolù)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(xiǎojiā)，太狭隘(xiáài)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(láidào)乌鲁木齐。当时(dāngshí)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(ránér)，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(gēnjù)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(pànduàn)，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(xìbāo)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(méiyǒu)被病魔打倒(dǎdǎo)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(zhèngshì)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(kǎochá)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(de)钾含量(hánliàng)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(rén)，由彭加木带队(dàiduì)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(gōnglǐ)。
在(zài)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(jǐnquē)矿种，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(lǐ)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(tā)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(qítā)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发现河水(héshuǐ)的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(shùjù)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(yóucǐ)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(kuàng)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(shénmì)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(yíhàn)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(jìhuà)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(hái)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(de)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(jíjiāng)来新疆，在罗布泊(luóbùpō)附近进行(jìnxíng)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(niándài)被列为军事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(xiǎngdào)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(péngjiāmù)结识多年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(qiānzǎinánféng)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(tā)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(tàihǎole)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(dānwèi)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解，《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》摄制组此行进入(jìnrù)罗布泊，是邓小平(dèngxiǎopíng)同志亲自(qīnzì)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(yígè)严格(yángé)的科学考察的组织，但是每(měi)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(luóbùpō)地(dì)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(shíjiān)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，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(jīdì)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(qiányītiān)，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，由他俩(tāliǎ)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(jìnxíng)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(yǐ)不仅仅(bùjǐnjǐn)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(yǐlái)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(duì)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，通过各方面的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正式下达了成立(chénglì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，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(jìhuà)，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(zhǔyào)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(liǎngcì)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(zài)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(dìqū)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(hòuqín)，这十位同志组成(zǔchéng)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(dì)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(dìshuō)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(wàiguórén)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(gútou)埋在罗布泊，使它的土壤多一点(duōyìdiǎn)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(zǒng)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(dehuà)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，纵穿(zòngchuān)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(zhīdì)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(dànshì)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(yǒu)一个七人(qīrén)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地面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(shuǐ)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(kǎocháduì)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(shíjǐ)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(tíchū)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出发，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(yánjīngkuài)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(lù)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(yántú)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(shuǐyàng)，兴奋地对大家说：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(wúyí)是(shì)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(de)经历(jīnglì)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(húdǐ)成功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(kěsuàn)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(dàodá)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(le)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(yīgǔzuòqì)完成对(duì)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(kǎochá)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(zòngchuān)而过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大家还是(háishì)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(dàn)一再嘱咐(yīzàizhǔfù)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，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(dìfāng)有水井(shuǐjǐng)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(le)58公里(lǐ)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(kùn)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(zhěngzhěng)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(gǎndào)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(xíngchéng)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(xiāohào)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(wéiwúěryǔ)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，便立刻出发去找水(zhǎoshuǐ)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(shuǐ)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汽油桶，且(qiě)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(qiúzhù)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已到(dào)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，请求紧急(jǐnjí)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(hòu)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，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运水(yùnshuǐ)太贵了(le)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，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(quán)”加过(jiāguò)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开车(kāichē)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(diào)大概半桶汽油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(shàngwǔ)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电报(diànbào)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(gàosù)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(zhàngpéng)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了。
此时，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(yīzhāng)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，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(dàjiā)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(hé)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(ànzhào)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(què)最终消失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，搜寻(sōuxún)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开亮(kāiliàng)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(xiǎoshí)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，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(zàiyě)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，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(yòu)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(jiǎoyìn)追踪了几十公里后(hòu)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(yuànzhǎng)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(jīdì)(jīdì)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(le)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(sìcì)。
第一次寻找(xúnzhǎo)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(zhōuwéi)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(yuè)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(shì)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(dìsāncì)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(gōngānrényuán)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(jǐngquǎn)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(shēnghuán)已经(yǐjīng)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地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，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(zhōuguānglěi)的“中国(zhōngguó)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(zhuānmén)就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(míngquè)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(diàochá)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，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(de)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(biéyǒuyòngxīn)的人对他(tā)失踪(shīzōng)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，第四次搜寻(sōuxún)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(de)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(yígè)永久性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(gémìng)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(de)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(yígè)名字。
此后数年，坊间(fāngjiān)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(rén)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，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(hòu)迷路，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(jí)的大风，黄沙滚动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(tǔbāo)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(éryǐ)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(tā)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，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(hóngsè)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(kāiqǐ)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(le)重要基础，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(duóhuí)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，根据(gēnjù)他当年提出(tíchū)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(chāoguò)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(zhízhì)今日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(zài)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，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(hé)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暂无评论，快抢沙发吧~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